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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新民:陽關漸近故鄉遠2
      2018年06月22日 18:59:10
      來源:馬少軍文墨苑微信
      作者:陳新民
      • 黯然傷魂惟別離離愁漸遠漸無窮

        古代交通信息條件下,遷徙遠方意味著生離死別,苦難的開始。且不說到徙所(移入地)后的種種困苦,爛衫如幡,步履蹣跚,遍野哀聲,斃尸相伴的遷移過程,以及期間經歷的種種暴政,足以給移民留下了永久的傷痛。古代凡朝廷組織的移民活動,包括軍屯、犯屯,民屯,都少不了強制性手段,比如,明代官府經常把移民捆起來由軍隊押送。行進時,誰個要想方便就得央求軍人解手松綁,“解手”一詞正是由此而來。臂膀被捆的時間太長,作捆綁狀幾乎成了習慣,即使解脫后,還背過手去表示順從。經過幾百年時光的沖刷,原因與結果大相徑庭。“解手”本是屈辱的標識,現在作為如廁的含蓄、雅致的代稱,成了漢語中使用率最高的詞匯之一。下意識背手本是深度迫害產生的自我強迫行為,卻成了千萬人的習慣性舉止,甚至還演化成傳達身份地位的肢體語言。從“解手”背手的演化,足見移民活動對社會生活影響之深。當年酒泉老農對我說的,背手行走是漢人移民后代的體征,或許正源于這個傳說。

        古老舞臺的流動角色

        英國歷史學家赫?喬?韋爾斯在《世界史綱》一書中指出:“我們的血管里流著的血液既在耕地上也是在草原釀成的。”無獨有偶,記得上世紀70年代初在酒泉農村插隊時,有位老農的一番比說曾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大意是那些喜歡背著手走路,踏一條直線行進的人,大都是漢人移民的后代;而走路晃肩擺胯“占地方”的,身上可能有馬背民族的血脈。這種說法中有多少合理成分很難說清,但河西土著主要是由游牧民族與歷代移民融合卻不假。因此,有人說,從河西走廊民族生成圖像可以看到中華民族形成的縮影,這話是有道理的。
          回憶老農的戲言,我又想起幼年時在酒泉農村看到過的傳統社火“地奔子”:一群男性舞者頭戴尖頂翻檐氈帽,身著毛織斗篷,還披掛著一圈瑣瑣吊吊的飾物,手中擺動一支牦牛尾巴,身體時快時慢地旋轉著, 頭和肩隨著羊皮鼓的節奏顫動,顯得神秘而奇異,有點像電影里的薩滿巫舞……
          我還想起在張掖工作時,當地方言圈的一些特殊的語言現象,比如“丟展啦你”(你快一些)一語的主謂顛倒的語序,反映了阿爾泰語系的語法現象;一些無賓語現象如“你貓”(你看),一些事物名稱如“拉拉子”(水桶)等,與蒙古語、藏語等有著親緣關系。這些跡象,不難看出古代游牧文化的遺痕。
          河西走廊歷史上一直是民族遷徙、征戰、交流和融合的大舞臺。先后在這個舞臺擔綱主演的有鬼方、獫狁、羌、月氏、烏孫、匈奴、吐蕃、黨項、蒙古等。西漢張騫出使西域,打通絲綢之路后,突厥、回紇、波斯、鮮卑、吐谷渾等,都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不同文明的深深印記。現定居在肅南的裕固人,肅北的蒙古人,阿克塞的哈薩克人,新近遷居玉門、瓜州的東鄉和藏族人,都為河西走廊引進了寶貴的人文資源。古往今來這一切,對形成河西人獨特的文化心理結構產生了深遠影響。

        禍從天降 流動的強人

        河西走廊自古是冒險家出入之地。那些移動過往的強人,給走廊帶來的兵燹匪患,使“富庶甲于內郡”的河西累受重創。遠的不說,上個世紀初,一些“不速之客”的闖入,就使河西人民多次經歷悲劇。
          民國之初國勢衰微,有些境外非法移民來趁火打劫。1920年,出生在俄國的蒙古人丹畢堅贊(俗稱黑喇嘛),率領信眾來到肅北縣馬鬃山地區的黑戈壁實行割據。這個黑喇嘛很有些來歷。他曾坐過沙皇的監獄,在北京嘉呼克圖衙門混過事,還在西藏研習過密宗教義,自稱獲得神奇法力,所以追隨者甚多。1912年,黑喇嘛帶兵攻克了原屬大清的科布多城,將城中的非蒙古居民斬盡殺絕,被庫倫當局授予“公”的頭銜,稱為“呼圖克圖”。后來,他又站在白軍一邊,與蘇聯紅軍和外蒙古革命黨人為敵,被雙方懸賞通緝,不得已逃到中國境內。
          黑喇嘛在黑戈壁聚嘯五六百帳千余人馬,為自己編設了一個旗,擁兵自橫,構筑要塞,修建牢獄,奴役“臣民”,儼然國中之國。他攔道設卡強征關稅,不時指使嘍羅出擊周邊,干些殺人越貨的勾當,1922年,蒙古統治者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從庫倫派出400峰駱駝運金銀,100峰駱駝運槍支,欲送往拉薩,途徑馬鬃山時被黑喇嘛截走,外蒙方面先后派人追殺黑喇嘛,使許多馬鬃山牧民慘遭無辜屠殺。
          沉寂的黑戈壁在黑喇嘛殘暴統治下,成了人間地獄。黑喇嘛陰鷙殘忍的聲名遠揚,乃至多少年后,方圓千里的額濟納、肅北、金塔、哈密等地,人們嚇唬孩子,不說“狼來啦”,而是說“黑喇嘛來了”。其實,早在1923年,黑喇嘛就被潛進要塞的蒙古國內務部部長南茲德巴特爾親手砍掉腦袋(黑喇嘛頭顱現存彼得堡博物館,容器編號3394),殺手還當眾解剖吞食了黑喇嘛的心臟,使黑喇嘛“信眾” 的迷信迅即破滅,山寨從此瓦解。

        1921年夏天,從蘇聯逃出來的沙俄白軍殘部469人,經新疆躥到敦煌莫高窟。他們在藝術寶庫中宿營起灶半年之久,把窟中佛像當靶子,槍擊、石砸、刀砍,挖眼、卸臂、刮削臉上的鍍金,燒毀了數十個洞窟,熏毀壞了38個洞窟的壁畫和雕塑。這些闖入者留在窟壁上那些內容下流的涂寫刻畫,至今仍歷歷在目……它使人想起那些“溫文爾雅”的,從這里滿載而歸的闖入者: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保羅.伯希和、大谷光瑞、謝爾蓋.費多羅維奇.鄂登堡、蘭登.華爾納。
          1929年初,19歲的“尕司令”馬仲英,起兵河州,屠青海湟源城后,率他的“西北聯防盟軍”萬余人馬,翻越祁連山從扁都口殺進河西走廊。短短的一月之內,連屠永昌、民勤兩城,殺了6800余人。使永昌成了聞名甘寧青新的寡婦城。1931年,馬仲英又以“甘寧青聯軍”總司令的名義率部從新疆退回酒泉,把石佛寺灣子北涼時期的塑像、壁畫,及馬王廟、北斗宮、泉湖古廟等多處文物毀壞殆盡。
          兵燹、匪禍,曾使河西罪孽蔓延。外國探險家在敦煌莫高窟的劫掠和破壞,給中國人留下了永久傷痛。

        行行復行行 莫愁前路無知己

        穿越了無數艱難險阻,經歷了多少人間慘劇。從歷史深處一路走來,游牧先輩的灑脫性情,最初移民的堅韌意志,隋唐時代的開放包容精神,都在河西人的集體無意識中形成深厚的積淀。不同文化背景、生活閱歷、思維方式和生活習俗的相互交流、碰撞、融合、激活,造就了河西人的群體性格:敢于挑戰困境、隱忍達觀,包容性強、不排外,有團隊精神,有法度觀念。
          古代絲綢之路堪稱畏途。能突破天塹、穿越絕域來到河西的,無論是軍屯官兵、流放刑徒、還是自發來民屯營田的農戶,他們當是敢于挑戰困境改變命運的強者。
          比起有基業、有人脈的原住民,他們在徙所(遷入地)又是弱勢群體。來到完全陌生的地方,移民們舉目茫茫兩手空空,要克服的困難太多太多,要經受的白眼冷臉也不會少。這種情況下,隱忍達觀是必須的心理素質。
          對移民來說,大自然不是慷慨施主,而是征服對象;單個人在自然面前是軟弱無力的,大家必須彼此接納相互包容,共同面對陌生環境和惡劣條件,依靠團隊力量抵抗種種阻力,這是河西人團隊精神的又一生長點。
          聚則存,聚則興,是形成移民社會人文“生態”的基本前提。正因為有這樣的人文“生態”,所以今天到河西工作的外地人,感到融入當地的“門檻”很低,低門檻是因為姿態高;河西人的不排外、善包容的高姿態,是以開放的胸襟為支撐的。
          軍屯也好,犯屯也好,民屯也好,強強相遇也好,強弱錯雜也好,有共守的規矩才能各得其所有序發展。嚴刑峻法貫穿于河西的早期開發的許多方面,尤其是水法水規之細、之嚴、之硬,其它地方實在難以類比。河西是“非灌不殖”“地盡水耕”的自流灌溉區,抓住水規水法,就是抓住了農業開發的命脈。比如,唐代的《開元水部式》,詳細規定了開閘放水、輪灌程序,違反水規的懲戒辦法等。有兩千年發展歷史的水規,不但是維護生產秩序的有形法則,也是培育尊法意識和團隊精神的無形載體,這一歷史進程,同時把尊法基因植于河西人的集體無意識。
          尊法守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則是尊重人、講義氣、重然諾。“話出開弓箭,人情一匹馬”,“人不抬舉人,活得不夠人”是大多數河西人的信條。我在河西農村生活工作多年,還沒見過家族之間世代為仇的現象;相反,看到更多的是不拘小節、珍惜友情,彼此相處寬松坦蕩。這正是他們優秀品格的反映。
          給將行河西的朋友,我的贈言經常是,莫愁前路無知己。

        見證民風 “背受”、寬容,及酒風

          移民屯田的歷史過程,特定的生存方式,已給河西人的群體性格打下深深的印記。說到這里,我想起了兩件往事:
          我插隊的村子,曾是草原和濕地,是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較量、融合之地,村民都是先后移民的后代。我們進村時正值清理階級隊伍高調進行,隊里有頭有臉的爺們漢子差不多都經受過游街、毆打、戴高帽子掛黑牌的“洗禮”。這在城市是極大的羞辱,許多人因此以死抗爭。而鄉親們對此并不大在意,經常是頭天上臺挨斗遭打的人,第二天就嘻嘻哈哈和大家比說批斗會上的各種表演。我愕然,鄉親們卻說,這才是男子漢的“背受”。什么是“背受”?是睥睨暴行的勇氣,是擔當厄運的隱忍,是苦中作樂的達觀。羞辱和悲憤原來可以這樣化解!農家漢子的舉重若輕令我眼界大開。從那時起,我再也不為自己的處境凄凄惶惶;同時也真正理解他們說的:“人是打節節(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活的”“太陽從各家門前過呢”。好個“背受”意蘊深長啊。相信得益于“背受”教育的插隊知青,絕不是我一人。農村生活贈予的精神財富,少啥也不能少了這些。

        記得1971年春天的一次社員會上,我看到有社員把64開本的《毛主席語錄》一張張撕下發散給周圍的人,還說這紙大小長短卷旱煙渣正好。大家接過語錄紙,慢條斯理地卷起“大炮筒”,不時地揮拳跟著喊幾聲口號。這種版本的語錄,是軍管當局專門發給貧下中農和基干民兵的,是把人劃類分等的標識。有它,就是階級兄弟;沒有它,不是敵人也是賤民。撕紅寶書在其它地方可是彌天大罪!如果說撕書卷煙是出于無知者無畏,那么沒有人因此“上綱上線”,也沒人告密邀功,就不簡單了。在政治高壓態勢下,在道德大面積淪喪,社會上相互檢舉揭發、誣陷,誘供,甚至親友身邊臥底等卑劣行徑盛行之時,忠誠和寬容卻在一個小村里潛行……
          河西走廊還有個雅稱——“河西酒廊”。想知道什么是李白說的“但是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應該去“酒廊”進行一次體驗之旅。河西人待客厚道熱情,酒場上個個粗聲大氣轟轟烈烈,很少交頸附耳竊竊私語,亮開嗓子,其實就是暢開胸懷。在一些熱鬧的酒場,人們喝酒拼量、拼實力的飲法,叫人能聯想起漢代軍人“以力為雄”的豪情,唐代邊民濃烈放姿的激情,以及現代都市人疏狂不拘的恣情……
          從文革中的兩件小事,我見識了逆境之下河西農民的堅強、隱忍、忠誠和包容;在今天的無數歡宴中,我體察了河西人的熱烈、豪放和敦厚。幾十年的冷暖悲喜,使我有緣以長焦距觀察周圍人群,從不同側面感受河西人的性格魅力。
          要說感悟人生,這正是。

        軍墾戰歌 最后的軍屯人

          1963年,毛澤東提出“屯墾戍邊,寓兵益民”的戰略,中央在酒泉組建了解放軍生產建設兵團農業建設第11師。這個師的官兵以復轉軍人、城鎮支邊青年為主體,加上從當地收編的自發移民(即所謂盲流)、從原勞改農場接受的老職工(包括刑滿就業人員),以及從上海遣送來的被管教人員,等等。26000多人從天南地北迅速集結到河西西部參加軍墾建設。11師組建短短的兩年半時間,官兵們就在荒漠上新墾農田86萬畝。大部分墾區基本實現了機械化。多種經營也很快發展起來。
          一曲“邊疆處處賽江南” (紀錄片《軍墾戰歌》插曲)唱紅全國后,內地大城市的成千上萬知識青年或自愿,或被動員,陸續來到農建11師(后整編為蘭州軍區建設兵團一師)。那個時代,能當兵是大多數青少年的理想。至于被打入另冊的“剝削階級”家庭出身,以及形形色色的“黑五類”子弟,從軍幾乎是不可企及的夢想,11師的組建,給了他們實現夢想的機緣。我參加過歡迎軍墾新戰士的儀式,他們的激情歌聲:“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艱苦拿安家”,使人難以忘懷。
          軍屯演變為現代軍墾,當然不是簡單地古曲翻唱,軍墾戰士和古代軍事移民也不盡相同,只是屯田開發的根本任務沒有改變。軍墾新戰士最初的興奮回落后,發現大家其實都是低成本的勞動力。除了能領一身沒有領章帽徽的五五式黃軍裝,平常工作生活與想像的“一手拿槍一手拿鎬”完全不搭界。而且,除了來自部隊的現役干部,老職工里的盲流、遣送者、就業人員等,使青年們很難認同,產生了深刻的疏離感。許多青年投身軍旅的夢想因此破滅了,或許,這也是農11師文革中成為動亂“重災區”的內在因素。
          來自大都市的少男少女如過江之鯽,在邊地古城形成了強烈的視覺沖擊。北京話、上海話、天津話、西安話、青島話不絕于田間地頭。趕馬車、牽駱駝、放羊牧馬的踏歌者,叫河西人見識了什么是字正腔圓的京劇,什么是幽婉清麗的越劇,什么是詼諧幽默的天津快板,什么是秦人吼的正宗秦腔……
          這些突如其來的新鮮事,在農村引發了久久的躁動,孩子們驚喜,人世間原來還有這種活法,從知青身上,他們觸摸到了都市的“體溫”。于是,到城市去成了許多孩子矢志不渝的追求,為改革開放后另一種移民活動——農民進城埋下了伏筆。這是后話。
          1970年,為準備打仗,已整編為蘭州軍區農建一師的原11師,正式掛地方部隊番號。大批軍事教官來到各團、營,武器彈藥配備到每個團的由出身好的青年組成的武裝連。更多的人被抽去承擔國防工程建設任務。這是11師歷史上與軍事活動關系最密切的一段時期。到1974,農建部隊被撤銷,11師被編遣成農墾分局,各團營也成了農場和作業站。
          河西軍屯從此退出歷史舞臺。
          留在戈壁荒原上的幾千萬畝良田,向后人無言地展示著當代屯墾戍邊的成就。為之流過血,撒下汗,奉獻了一生最好年華的軍墾戰士,絕大多數兩手空空返回原籍。相比來時,回家的途徑艱難多了。
          有回城的“老兵團”如是說,心中的《軍墾戰歌》,已變成 “美麗小鳥一去無影蹤,我的青春小鳥一樣不回來”。

        (部分圖片來源于網絡)

        陳新民,散文家,就職國土資源部離退休干部局。有多篇散文、報告文學、文藝評論、詩歌發表于《美文》《中國作家》《中華辭賦》等刊物。曾獲第二屆中國報人散文獎、“贊化杯”全球華文散文大賽三等獎、中國記協黨報副刊作品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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